那一年,红星电影院从县政府门口搬到我们家附近,是我们童年最兴奋、最自豪的事情。因为这次搬迁,电影院距离我们家更近了,几乎成了我即将上中学的县中隔壁邻居。而更重要的是,我的婶娘在电影院工作。那个年代,拥有这样一个亲戚,是件幸运至极的事。
红星电影院的新址落成,恰逢我从小学升入初中的过渡时期。搬迁之前,我常常需要走一段大街,那时新址周围堆满了刚采集的黄石,这些原本属于农田和市河的地方渐渐被填平。那个我常走的龙头桥也因此消失了。走到文亨桥贤俊街,再斜插过去,就能看到红星电影院正在建设中的红砖高楼,整座建筑一天天变高。我记得从小学开始,就无比期待这个新影院的开业。比起之前的老红星电影院、光华戏院、浮桥头的长江电影院,新红星电影院显然要大得多,气势磅礴,简直是个巨无霸。
展开剩余81%我常偷偷地从北侧的外楼梯溜进去,意外发现电影院竟然有二楼。那西北侧的一角几乎有三四层楼高,看到楼房渐渐完工,电影院外的广场也开始成型,显得更加宏伟。随着建设的进展,周围的建筑也开始拔地而起,特别是对面新建的房屋,西侧那条十字路口形成的交汇点,高大的鸿渐桥正巧位于十字路口的中心。我的记忆里,红星电影院是第一个开业的,随后人民中路、新华书店、前进副食品商店、芙蓉饭店、江阴饭店等,才陆续完善起来。
红星电影院开张时,我还在小学四年级,因此并未亲眼目睹盛大的开业典礼。然而,一部电影的上映,却让我与这座崭新的影院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那就是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。在那个年代,好的电影极为稀缺,文革前的许多经典影片几乎都被禁映,新的电影更是凤毛麟角。那时,《闪闪的红星》几乎是唯一一部能够轰动一时的好电影。相反,阿尔巴尼亚、朝鲜、南斯拉夫等国的电影时常出现在电影院荧幕上,而《卖花姑娘》引发的轰动却是超乎想象的。那几天,红星电影院门口几乎成了人山人海,几乎所有的学校、企事业单位都被组织来看这部电影。
而且,这部电影的口碑极高。即便我们这些学生也听说了,观众看完这部电影,眼泪往往止不住。因此,大家纷纷准备了手帕。作为一个男孩子,我对流泪这事不以为然,抱着不屑的态度去看了,结果竟然一点泪水也没有流。不过,说实话,这部电影确实打动了我,不是因为它的情节,而是里面的几首歌,实在是太好听了。那三拍子的旋律,竟然能演绎得如此完美,让我这个当时喜欢唱歌的少年一时迷上了它。我已经进入初中,也开始尝试拉二胡、拉小提琴,虽然技术还不成熟,但我所选的练习曲,必定是《卖花姑娘》的旋律。
事实上,我拉琴时完全不需要看谱,甚至根本不懂谱子。学校里的音乐课从不教授乐理,最多就是唱唱歌。因此,我的琴技最擅长的就是不用谱子弹奏。直到高一那年,我加入了红卫兵团团部。团长朱小飞知道我喜欢《卖花姑娘》的音乐,竟然把她手抄的歌谱送给了我。她哪里知道,这些歌谱对我毫无用处,不过也正是那时,我开始接触了谱子的知识,这大概就是《卖花姑娘》给我带来的“音乐启蒙”。
《卖花姑娘》确实曾红极一时,几乎每天都在连轴转地放映,早到深夜,一场接一场,打破了江阴的电影播放记录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部电影的编剧竟然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,难怪所有单位都组织观看,原来这还是一项政治任务。
然而,红星电影院真正的“辉煌时刻”出现在1978年。那一年,影院播放了禁播多年的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。越剧在江阴人心目中,与锡剧并驾齐驱,是当地极具影响力的地方剧种。而越剧版的《红楼梦》,更是大多数女性心中的经典之作。加上上海的影院已经进行过连轴放映,江阴的放映自然受到了强烈影响。于是,电影票一票难求,电影院北侧的售票口排起了长龙,甚至连票都预售到十天之后,仍然供不应求。为了满足需求,影院开始增加早场、深夜场,甚至是凌晨场。我那时正好是在等待高考结果,每天见到电影院门前的长龙队伍,印象深刻。最有趣的就是,乡下的人组团来观影,拖拉机一辆接一辆,像大检阅一样浩浩荡荡驶来,车上坐满了女人,气氛热烈得让人难以忘怀。
那几天,简直就是《红楼梦》的天下,电影中的音乐铺天盖地地在小巷里回荡。我亲眼看到邻家的大妈看得泪流满面,第二天一早就赶去看早场,甚至几天后,她还忍不住继续熬夜去看。类似的“大妈”几乎遍布整个江阴。与此同时,红星电影院的工作人员也累得几乎趴下,不过大家心里都清楚,虽然辛苦,却也得到了丰厚的奖金和更广泛的人脉积累。这大概是红星电影院开业以来,最辉煌、最人气爆棚的一段时光。
正是这场轰动一时的《红楼梦》,让我也喜欢上了越剧音乐。我的二胡和小提琴也成了《红楼梦》经典曲目的练习工具。即便是台词,我也能记得一清二楚。到了1981年,我被分配到南通河运学校做老师,负责学校的文艺宣传工作,在一次学校的文艺汇演中,我竟然为一位来自苏州的女学生伴奏《红楼梦》。那时,我虽然依旧不识谱,却能轻松演奏。这一切,都要感谢红星电影院的《红楼梦》。
发布于:福建省中国股票配资网上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